签合同前，你真的看清了争议解决条款的“坑”吗？

在商业往来的各种场景中，合同作为约束双方权利义务的核心文件，争议解决条款往往是容易被忽视却又极其关键的部分。它就好比在双方合作的茫茫大海中提前部署的航道指引，一旦合作的船只失速，这条航道将决定争议解决的走向。然而，现实中的合同争议解决与管辖条款却暗藏诸多“坑”，稍有不慎，当事人就可能陷入维权的泥沼，本文将为你揭开这些隐藏的陷阱。

1、约定不明的“迷雾”

在一些合同中，常见的表述如“双方发生争议的，任意一方可以向有管辖权的法院起诉”。看似给了双方充分的选择自由，实则如同在茫茫大海中没有锚定具体的航线。对于有经验的合同主导方而言，这无疑浪费了一个争取有利争议解决地位的机会。

依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，合同双方可以通过协议选择与争议有实际联系地点的法院管辖，如原告住所地、被告住所地、合同签订地、合同履行地等。若不明确约定具体的管辖法院，一旦发生纠纷，当事人可能需要在异地法院疲于奔命，承担额外的诉讼成本，包括时间成本、律师费用以及可能因地域因素导致的司法认知差异等。

2、“既要又要”的矛盾

还有一种常见的条款陷阱是“任意一方有权向法院起诉或向所在地仲裁机构提起仲裁”。这种看似“全面”的约定，实则违反了我国仲裁法司法解释的规定。根据该解释，仲裁协议应当明确选定的仲裁机构，且选择法院起诉和申请仲裁这两种方式之间存在冲突，不能同时约定。仲裁强调一裁终局，而法院诉讼则有两审终审的程序保障，两种完全不同的争议解决机制，不能在一份合同中同时适用。

这种约定往往会被法院认定为无效，当事人最终仍需依据民诉法退回法定管辖的轨道上，徒增争议解决的不确定性。

3、“守约方”的模糊地带

条款中出现“一方违约的，守约方有权向守约方所在地法院提起诉讼”的表述，看似合情合理，实则暗藏玄机。在司法实践中，判断管辖权属于立案阶段的工作，而违约与否属于实体审理阶段需要查明的事实。在立案阶段，法院无法预先判断谁是守约方，因此，这样的约定属于不明确的约定。依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判例，法院会按法定管辖原则处理，即根据原告就被告的原则或者合同履行地等法定因素确定管辖法院。这对期望通过约定争取有利管辖地的当事人而言，无疑是落空的期望。

4、合同签订地的“迷失”

合同签订地作为可约定的管辖连接点，但常因约定不明而引发争议。例如，合同中仅写“本合同签订地为某省某市”，未具体到区、县等更细致的地域范围。当发生纠纷时，双方可能对该市下辖的多个基层法院的管辖权产生争议。尤其是合同通过邮寄、电子签约等非现场方式签订时，实际签订地与合同载明的签订地不一致的情况频发。若当事人事后自行补填签订地点，且无法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该地点与合同纠纷存在实际联系，则可能被法院认定为虚构事实，面临司法惩戒，如罚款、不予采纳证据等，进一步影响案件的正常推进。

5、千里之外的“仲裁苦果”

从网络随意下载的合同范本中，争议解决条款可能径直约定某地的仲裁机构，如“深圳仲裁委员会”，但双方当事人却位于与深圳无实际关联的地区。由于仲裁协议具有独立性和相对性，只要该约定符合仲裁法的基本要求，如明确的仲裁意愿、选定的仲裁机构等，即使双方与该仲裁机构所在地无实际联系，仲裁协议依然有效。一旦发生争议，当事人只能向该仲裁机构申请仲裁，若该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、裁决实践与当事人预期不符，当事人可能陷入不利的裁决结果，且由于仲裁的终局性，当事人难以通过再次仲裁或普通诉讼途径进行补救。

6、挂名合同的“仲裁死结”

在挂名承包工程等特殊商业安排中，被挂名单位与发包方签订的合同若包含仲裁条款，实际施工人在发生纠纷时可能陷入困境。由于合同相对性原则，实际施工人并非仲裁协议的主体，即使其权益受损，也难以直接依据该仲裁条款申请仲裁。而被挂名单位可能因与发包方的长期合作关系等因素，不愿意主动提起仲裁。此时，实际施工人的维权之路受阻，法院因仲裁条款的存在可能不予受理其起诉，实际施工人面临“仲裁不能、诉讼无门”的尴尬境地，导致纠纷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。